黃錢其濂在1979年接替蕭炯柱，成為音樂事務統籌處第二任音樂總監，見證了當時政府給予香港年輕人的支持。「當年政府給我們訂下兩大目標，第一是栽培下一代的音樂家，提供中西樂器培訓；第二是拓展觀眾，因為音樂需要有觀眾欣賞，更何況我們要為下一代開闢出路。年輕音樂人將來怎樣在社會求生？要有懂音樂的觀眾，相當重要。」

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，對香港文化與社會發展特別關注。「以往的港督，對音樂都不太重視，但麥理浩本人對音樂很投入，也很受年輕人歡迎。當年他常常出席音樂會，在場年輕人都會鼓掌以示歡迎。」關於麥理浩，黃錢其濂還記得一段小插曲。「當時我的上司是康樂文化專員。有一次，麥理浩繞過專員，直接打電話給我。我以為是上司跟我開玩笑。麥理浩客氣地說：『I am your Governor!』」原來港督當年知道有一位音樂名家路經香港，就直接給黃錢其濂打電話，希望她為音統處學員安排舉辦大師班。黃錢其濂因這次機會認識了小提琴家史頓 (Isaac Stern)。

當時音統處本着以上兩個目標，開始推出樂器訓練班，栽培演奏者，另一方面則通過「樂韻播萬千」音樂會，向廣大市民推廣音樂。黃錢其濂任內的工作策略之一，就是展示香港音樂人的才華。「不是單憑我說學生有多優秀，而是要讓觀眾聽到、看到。何況音樂是全球共通的語言，讓人了解音樂，最好就是帶音樂往外走。」後來，史頓在塞浦路斯開設音樂學院，音統處透過不同渠道提供資助，讓香港的年輕人前往塞浦路斯接受大師指導，一面受訓，一面演出，後來更有學生遠赴倫敦交流。這就是香港音樂人才往海外交流的開端。

「香港樂手在外地表演常常佔上風。」黃錢其濂說，每次音統處成員外訪，表演節目必定有中樂。中樂在不同地方都相當受歡迎。「觀眾非常熱情，聽到香港的年輕樂手演奏中西樂，表演出神入化，大家都高呼要再來一遍，差點不讓我們離開。」她說，當時這種交流不僅讓樂手之間建立友誼，更使樂手得以履行介紹中樂和西樂的使命。

黃錢其濂曾主持很多音樂發展策略會議，在當時的政府中，可說是獨一無二。「在音統處工作期間，當然要和政府不同部門的政務官開會，也要與不同的音樂家接觸。音樂家的背景可以很不相同：汪酋三是上海人，湯良德則來自北京。他們說着不同的方言。」黃錢其濂形容，儘管與會者說不同的語言，交流卻非常順暢。「說上海話和北京話的中樂專家，與說英文的官員一起開會，在政府一同共事工作。」他們在會上的討論，經黃錢其濂審閱後，以英語載錄為正式會議記錄，現存放在香港政府檔案處。

黃錢其濂見證了香港早期的音樂發展。雖然她是政務官，主理行政工作，卻熱愛音樂。她本身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，年輕時獲獎無數。「熱愛音樂的人，總會讓人感受到這份熱情。畢竟，音樂就是溝通的藝術。」黃錢其濂說。

何高雪瑤於1984年出任音樂事務統籌處音樂總監。「為這麼多學生提供學習樂器的機會，當時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好。除了運動、上課外，那時候學生沒有太多活動和嗜好，音樂因而成為他們良好的興趣。」何高雪瑤憶述當年器樂訓練計劃設有五千人數上限，但剛推出時，學習樂器的風氣尚未形成。「我們須在推廣方面下很多功夫。經過幾年時間，學員人數才開始接近五千人的目標。」當年其中一項重要的配合政策，就是樂器租借計劃。「樂器其實甚為昂貴，對於父母而言，購買樂器不單是負擔問題，而是他們根本無從判斷小朋友的興趣能否持續，因而很難決定應否投資購買樂器。為此，我們推出了樂器租借計劃，學員每月只須付出低廉的租用費，課程完結時，樂器便會歸他們所有。不過，如果學員中途退出，便須退還樂器。」

八十年代青少年享有的社會資源並不如現在豐富，所以音統處舉辦的活動格外難能可貴。「每年音樂營的團友，很多都是第一次參加，首次離開家人入住營舍，對他們來說十分刺激。當時我也在營裏觀看他們排練，與他們一起活動。」音樂營既有音樂訓練，也有康樂活動，對小朋友來說相當吸引。她說︰「他們可以打球，可以踏滾軸溜冰。若玩得忘形而忘記排練時間，就會讓其他學員等候，所以我們在音樂營很強調紀律，希望小朋友能在遊戲中學習節制。這兩星期的訓練是相當好的學習機會。」令她難忘的是，營內濃厚的音樂氛圍。營內每個角落都充滿樂聲。「小朋友吃完飯後，紛紛把握時間練習，營地各處都響起悠揚的音樂，他們在家中倒不會有這種機會。看見他們如此投入練習，我覺得相當高興。」

到香港以外地方作音樂交流，對很多青少年而言更是新鮮。「他們不僅是第一次坐飛機參與樂團外遊，更肩負起訪問任務，將音樂帶到其他地方的舞台，交流心得。這份使命令青少年份外有滿足感。」何高雪瑤憶述，1984年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（《聲明》）簽署後不久，她帶領音統處樂團往北京和上海演出。隨團學員是《聲明》簽署後首批前往內地作音樂交流的香港學生，意義特別重大。

何高雪瑤說，那時候學生面對很大壓力，經常要克服人生的不同難關。「當年升班壓力很大，功課很多。同學放學後來到音樂中心學習，隨後便立即做功課。很多時候，我看見他們一起討論功課，互相幫助，有時連導師也會出手襄助。情況就像一個大家庭，所有成員合力解決困難。」她認為音樂是紓緩壓力的良藥︰「音樂對任何人的生活都十分重要。現代人經常覺得徬徨無助，音樂有助紓緩我們的情緒。」

何高雪瑤認為，音樂事務處的優勢是團隊精神。「我們不教鋼琴；我們不想教授出獨立的音樂家。我們教的是，一群人一同玩音樂。在音樂事務處學習樂器，你很快會知道，學好自己的樂器後，便可以和朋友一起玩音樂。合作帶來的喜悅，是這裡最強的優勢。」

梁建楓於1978年參加音樂事務統籌處轄下的香港青年交響樂團，在整個中學階段都參與其中。初入樂團，梁建楓時常膽顫心驚。他說︰「樂團有很多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他們經驗豐富，我卻一點經驗也沒有。」不過，在樂團演奏是他最享受的事。「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，我立志要當樂團樂手，而並非當馬友友那類型的獨奏家。當時我還有一個志願，就是當樂團前排那兩個席位的樂手。」他在青年樂團長久受訓，指揮和老師的教導奠定了他日後的事業方向和職業目標。

梁建楓認為，他能加入音統處樂團，實在有點幸運。「我小時候在內地居住，後來移居香港，一直跟父親學習音樂。初到香港時，父親覺得我應多跟隨別人學習，增廣見聞。當時我們住在東平大廈，剛巧音統處在該幢大廈設有辦事處。」因利乘便，加上香港於七十年代後期沒有太多學習音樂的機會，梁先生報考了音統處樂團。「那時除了音統處，確實沒有其他選擇。還記得父親帶我由住所走到另一邊商住單位的情景。」

樂團的試音非常嚴格，但梁建楓憑着出眾的才華最終獲取錄加入弦樂團。他適應了合奏的模式後，很快就獲推薦參加香港青年交響樂團B團。他說，B團是初階程度的團隊，目的是讓學員熟習管弦樂合奏。梁建楓憶述：「有一天，我收到香港青年交響樂團A團的取錄信。收到通知信，得悉自己成為香港青年交響樂團A團團員的一刻，是我人生中最感激勵的時刻。令我足足開心了一個月。那時我還不懂反應，後來才知道，這對我而言非常重要，也達成了我在樂團演出的夢想。我把這封信裝裱起來，時至今日仍好好保存。」梁建楓回想，原來他在音樂方面的滿足感和自信，就是在樂團建立出來的。

對梁建楓來說，擔任小提琴首席不僅要有好的演奏技巧，與人溝通亦很重要。「可以說，我用於與指揮和團員溝通的時間，比演奏和練習所花的時間還要多。我清楚知道這些溝通技巧，或多或少是在音統處受訓期間學到。」他認為個人成長環境對掌握溝通技巧十分重要。「我常常勸告我的孩子和學生，不要把自己關起來練習，要走出去室樂或小型樂團演奏，因為在人與人的互動下，音樂才有思想，不再單單是連串的音符。」現在，他除了擔任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首席外，還身兼拔萃女書院表演藝術總監。在領導學生樂團時，他不斷鼓勵學員要與其他人互動。「學生樂團訓練不單是一項課外活動。音樂需要交流，要走出去。不論是走出學校還是走出香港，都要把握機會交流。通過交流，學習音樂會變得特別容易。」

梁建楓已實現夢想，成就備受肯定，曾於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—年度最佳藝術家獎（音樂）。他認為音樂與思考息息相關︰「演奏要顧及音準，又要做好節奏；既要有好的音色，又要保存作曲家的風格，當中涉及大量思考，就連所需的身體協調也相當多。音樂正好為我們的腦袋提供良好的訓練。」

龍向榮博士的音樂路始於六歲時。當年他開始跟隨姨母學琴，姨父是著名音樂教育家兼指揮家葉惠康博士，葉博士邀請他參加當時新成立的香港兒童合唱團。「我小時候的嗓子就已經似一頭老牛！於是葉博士着我試試學木琴。當時香港沒有敲擊樂老師，所以我主要還是彈鋼琴，木琴只是玩票性質。」1977年，龍博士進入當時的香港浸會學院進修音樂，恰巧音樂事務統籌處在同年成立。「音統處成立後，頒發獎學金給六位香港年輕樂手前往英國的音樂學院受訓。我很幸運是獲選的其中一人，也是當中唯一的敲擊樂手。」

1979年，香港青年交響樂團赴海外演出，龍博士獲邀回港隨團演出。「我很榮幸當時能擔任首席，負責演奏米堯的敲擊樂協奏曲，隨樂團前往英國和法國表演。」後來他先後在英國和美國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，回港後任職香港管弦樂團首席敲擊樂手至2003年，繼而創立香港敲擊樂中心。創立香港敲擊樂中心的原因是他看見敲擊樂這個龐大的世界。「音樂的世界很大，敲擊樂尤其如此。學得愈多，愈發覺自己的不足，所以我們應保持謙卑，不斷學習。」龍博士既是獨奏家，也是教育工作者，最近還製作新樂器。龍博士獲台灣著名藝術家朱銘邀請，參與以塑膠為主題的裝置藝術展覽。他的展品在2013至2014年間在朱銘美術館展出，為期半年，龍博士說：「忽然間我成為了視覺藝術家！」音樂帶來的，就是終身學習之路。

龍博士認為，學音樂不一定要成為音樂家，音樂讓人在生活中找到悅耳的聲音，這是一種享受。「學鋼琴要先讀譜，有一定的學習流程。我教敲擊樂卻可以讓學生敲打樂器，先由享受開始，不必讀譜。當然我們會想一些口訣幫助小朋友記憶，令他們覺得好玩，進而學些複雜的節奏，這時才開始記譜。」龍博士認為，學音樂不一定由理論開始，而是先讓身體和耳朵感受聲音，享受音樂。「這種教學方法，不論是教授兒童初班還是成人班，同樣適用。」

與眾同「樂」，是音樂另一吸引之處。「從事音樂是全世界最『筍』的工作；與學生觀眾分享音樂，是無比的享受，因為音樂帶來的不是金錢上的滿足，而是精神上的富足。開心不是個人的事，而是與人分享：那種和別人興歌作樂的樂趣，是其他工作無可比擬和取替的。」

梁寶根在1979年參加音樂事務統籌處的器樂訓練班，在此之前，他已經是學校樂隊的活躍成員。「那時我讀中四，學校找了一些喜愛音樂的同學和一些教樂器的導師，在學校開辦樂器班。我先學巴松管，但中五畢業後，便無法繼續學習。在導師推介下，我到音統處受訓。」之後，梁寶根先後加入音統處不同的地區樂團，其後加入香港青年管樂團。後來他受聘於音統處，既要教授樂器，又要負責管理樂譜。

在音統處工作，為梁寶根打下扎實的音樂基礎。「當時的合奏樂譜，須抄寫成分譜，再分發給團員演奏。抄譜時須動腦筋，有時須看音域是否準確，有時須移調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工作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完成。剛編好的總譜，三日後便會用作排練！寫譜快，讀譜快，也是逼出來的，中西樂器的不同特性，我一下子變得瞭如指掌。」

這對梁寶根日後的工作，無往而不利。他擔任香港警務處音樂總監多年，帶領警察樂隊步操和演奏。他幾乎出席過所有與香港有關的重要場合，並率領樂隊前往海外演出和交流。對梁寶根而言，擔任警察樂隊總監的心境，與其他音樂家的心境分別不大。「誠然，警察樂隊屬紀律部隊的一部分，因應工作需要，模式與正規樂團不同。我們須要嚴格遵守紀律，排練的方式與分部亦有不同，管理模式當然也有分別。不過，在音樂演奏方面，與其他樂隊一樣。我們在選曲方面當然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隨喜好挑選儀式上演奏的樂曲。但在適當的時候，我們仍可演奏喜愛的音樂。」他笑說，要成為紀律部隊成員，並非特別困難；梁寶根跟其他警司一樣，投考警察時也曾接受警察學校的嚴格訓練。體能鍛鍊、法律知識、警察通例、槍械運用等，都得通過考核，方可投身警隊。「日曬雨淋，對我們來說是常事；在典禮上我們要精神抖擻，不容半點倦容。幸好我的隊員體能不錯。」當警察樂隊總監，一點也不容易。

訪問當日，梁寶根正與樂隊一起，為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結業禮會操準備。雖然只是排練，但對於樂隊隊員以至畢業學員，以及步操的所有細節，長官都一絲不苟。「在真正的結業禮上，他們會穿着整齊的禮服！」在炎熱的操場上步操，他們可真耐力驚人。

梁寶根認為，音樂對個人發展有莫大裨益。「音樂訓練對小朋友來說是很好的紀律訓練。要做好音樂，就要在練習方面下功夫。練習有功，就會有好音樂；付出努力，就會有成果；演出成功所帶來的滿足感，是其他東西無法取代的。」音統處除了給梁寶根打好根基，還讓他認識到一班音樂同路人。「音樂講求合作和默契。但凡學音樂的人，都應該加入樂團。」當年許多一同參加樂團的朋友，現在都是他的摯友，他很珍惜這些建立多年的友誼。

伍卓賢現為音樂創作人，也是跨界樂隊SIU2的發起人，「一舖清唱」的聯合藝術總監。他同時涉獵中西樂，創作的音樂類型甚為多元—中西管弦樂、無伴奏合唱劇場、香港流行曲以至跨界音樂。身為笙演奏家和樂隊鍵盤手，伍卓賢經常隨不同樂團演出。他的音樂歷程是從音樂事務處開始。

「我九歲加入音樂事務處，演奏中樂之餘，也學習西樂。我本身是吹笙的，後來與朋友組樂隊彈琴時，聯想到把這兩件樂器放在一起，於是萌生了組成SIU2的念頭。」

SIU2的獨特之處，在於採用多種中西樂器。伍卓賢努力把這些樂器融入樂隊。他表示：「創作音樂時，我既希望中樂演奏者感到舒服，也希望西樂演奏者可以理解整件事情。每件樂器的特性和色彩均有所不同，怎樣令樂器顯得不突兀或格格不入，就得花很多心思。」

「如果我不是在音樂事務處學吹笙，肯定不會有今日的事業發展。」伍卓賢對音樂和創作的理解，可以追溯至昔日在音樂事務處受訓的經驗。「在音樂事務處樂團的合奏經驗，對我相當重要。我在這學中樂，與朋友組歌，這改變了我對中樂的看法。」音樂事務處每年舉辦的音樂營，是伍卓賢最喜愛的活動之一。「參加音樂營的中樂團，可以認識到不少學中樂的朋友。營內還有合唱團和管弦樂團，因而可同時認識其他音樂人。除了認識朋友外，我也有機會真正認識和接觸不同種類的大型合奏音樂。」

伍卓賢創作的樂曲豐富而多元，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2011香港藝術發展獎—年度最佳藝術家（音樂），並於2009年及2013年分別憑無伴奏合唱劇場《石堅》與雙笙協奏曲《在這城崩壞之前》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金帆音樂獎—最佳正統音樂作品。音樂不單體現了伍卓賢現在的成就，更賦予他人生的動力。他總結說：「更重要的是，這是我在音樂路上繼續前進的動力：我並非純粹為完成父母的心願，而是我在這裡找到一班喜歡音樂的朋友，大家一同開心學習。」

古星輝擅於演奏多類胡琴，他對中國拉弦樂器的認識，始於音樂事務處。他說：「我翻查自己在音樂事務處的成績表後，才記起我第一件學習的胡琴樂器原來是高胡，那大概是初中的時候。後來我也學習二胡和板胡。加入樂團後，我接觸到不同的胡琴。」古星輝喜愛胡琴，原因是胡琴的琴音近似人聲，就像唱歌一樣。「胡琴只是沒歌詞的歌，能表達細緻的感情。不同的胡琴，代表不同民族的風格，當中十分有趣。」

古星輝謙稱自己在音樂方面算不上很有成就。他表示：「時至今日，我仍保持『玩』音樂的心態。」回想當年在音樂事務處學習，他指出，除了學習樂器外，還有很多配套活動。「比如樂理班、聽音訓練、考級試、音樂營、中樂同樂日、音樂節等。我對音樂的興趣愈來愈濃，自然變得更為主動。考試課程以外的，也會偷偷學習。若純粹為應付上課和考試，學習課程範圍內的樂曲便已足夠，但我們想有更多進步，於是不僅花時間練習，還會自己發掘其他學習材料。」

樂團之間的切磋，對古星輝而言是另一挑戰。「中樂同樂日是所有地區中樂團每年一度聚首的日子，同樂日有遊戲、小食，還有匯演。我們在同樂日中可觀摩其他學生的演出。」古星輝坦言，觀看其他人演出，當中涉及良性競爭。「匯演活動既刺激，又富競爭意味，參加者互相觀摩切磋，大家均盡情投入其中。」

他表示，在音樂事務處學習的時候，認識了很多音樂大師，眼界因而擴闊。「我曾經接觸一種名為墜胡的樂器，這樂器的琴頸像三弦，但琴筒和發聲原理卻與二胡一樣，這樂器實際上是三弦與二胡的混合體。結果我請三弦老師教我左手按弦，並向老師張羅特別的弦線，又同時學習音階等。」這雖是當年音樂營的經歷，但對古星輝來說意義重大。「儘管當時年少，但仍找到掌握新事物的方法，那是一種無師自通的經驗。」古星輝不單從中掌握學習音樂的方法，也發掘到追求知識的路徑。「音樂不僅是一種興趣，還是一種終身信仰；音樂伴隨你的人生，是開心快樂的源頭。」

古星輝現時是胡琴演奏家，也是中樂團體「竹韻小集」的理事會司庫和電訊公司總監。音樂讓他學會發掘知識的方法，也是他追求知識的原動力。他總結說：「音樂事務處為我發掘知識，建立基礎，這對我日後了解音樂以至接觸其他新事物，都有莫大幫助。」

「四年級時，音樂事務處的導師樂團來學校表演，我趁機報名，從五年班開始參加音樂事務處的敲擊班。」童年時的蔡立德，與很多小朋友一樣，會找諸般藉口躲懶；學敲擊的男孩更是「坐立不定」。「貪玩而又不練習，經常跟媽媽說不願上課。開始時，學習進度並不理想。

但幾年之後，蔡立德加入了樂隊，一切變得不一樣。「起初還是玩得不好。但當時的指揮白榮亨先生很耐心指導我們。我那時才發現，與朋友一起演奏，原來是十分有趣的！我明白到必須多練習和自我鞭策，演奏技巧才會進步。」

蔡立德坦言自己在學習上較慢熱，但憑着對敲擊樂的熱情，他願意努力練習和克服困難。「自己獨個兒練習，快與慢，理不出什麼頭緒。但合奏卻帶來新視野，原來這節奏是跟小號的，跟弦樂時，敲的聲音應有所不同，而成功的合奏，就像玩集體遊戲一樣，過程十分愉快。」

蔡立德認為，在邁向音樂專業的路上，演出甚為重要。「只有面對觀眾表演，才能真正學會演奏；演奏所需的即時反應，要經過多次演出，方能領略。音樂事務處為學員提供很多演出機會，而且經常在不同場地演出。每個場地的音響效果均有所不同，我們須因應情況作出調校。」每次表演都帶來新刺激，藉着表演，可不斷改進自己的演奏技巧。「教學時，我會觀察學生的問題，同時會自我反省，思考如何在下次演出時做得更好。」

對於現時的成就，蔡立德感謝音樂事務處引領他投身音樂專業。他曾在香港管弦樂團、香港小交響樂團、澳門樂團，以及不同的樂隊擔任敲擊樂手，活躍於敲擊樂演奏和教學。儘管如此，蔡立德仍然認為一旦走上音樂的路，便要不斷進步。「敲擊樂的世界很廣闊，技巧不斷變化。世界上有各類音樂，知識可謂沒有盡頭，所以我只能不斷學習。」不過，他仍然樂在其中。「玩音樂十分開心」蔡立德總結說。

羅芷盈自小參加學校合唱團，讀中三時，老師向同學介紹音樂事務處的香港青年音樂營。本着不妨一試的心態，羅芷盈自此便與音樂事務處結下不解之緣。當時，羅芷盈與一位好朋友一同報名參加音樂營合唱團，可是只有她獲選。她曾想放棄參加，但在營前排練時發現其他團員的歌唱水準超卓，令她大感驚訝。「他們都很喜愛唱歌，而且水平相當高。」她因而鼓起勇氣繼續參加音樂營，後來更參加了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，遇到來自不同背景的團員，羅芷盈逐漸發覺自己更熱愛合唱。「合唱不是個人的事，而是大家一同下功夫，同心合力才能唱出和聲，唱出動聽的樂曲。」

認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令羅芷盈知己知彼。「我在音樂營時經常練習至喉痛聲沙，不時帶備喉糖，但我發現其他團員根本不需要喉糖，這讓我明白日常訓練和練習的重要。」羅芷盈特別提到當年音樂營的合唱指揮李菁，對她影響深遠。指揮李菁讓她明白，合唱不僅是一門藝術，讓所有團員朝着同一目標邁進，也體現堅毅的精神。「我原本在大學修讀言語治療，開始工作後，對合唱的熱情卻絲毫不減。於是我想，我是否應該走音樂的路？後來我回到大學修讀聲樂。」

指揮李菁同時也教導羅芷盈學習的方法。「指揮在排練時很清晰地為團員設定目標。目標達到後，大家便快樂地結束練習。後來我發現這並非李菁獨有的習慣，很多指揮也會為團員設定清晰的訓練目標，引領大家一起達標。這對我自行練習，到後來帶領別人練習，都很有啟發意義。」另一位對她有所啟發的指揮，是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區雁珠博士。「區博士對團員很有耐性。音樂其實是一種藝術，需要一份執着，什麼是好，有一定的標準。她會耐心教導我們，引領我們達到目標，而並非純粹嚴格要求我們達到水準，這與我之前的學習經驗完全不同。」羅芷盈因而意識到，音樂家所追求的，不單是卓越的藝術造詣，而是感染他人的品格和修養。

羅芷盈認為，聲樂就是以自己的聲音，真摯地表達自己。「起初我們的聲音或許需要琢磨。學習聲樂後，聲音會變得更漂亮，有助表達自己的想法，進而感動觀眾。」身為合唱團指揮兼聲樂家，羅芷盈一直朝着這目標邁進。

何培基於1992年參加音樂事務處兒童合唱團，其後加入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。他自小接觸合唱，但直至加入音樂事務處合唱團後，才確認自己須認真學習音樂。何培基說：「合唱團每星期定時排練，來自不同地方的團員聚在一起。團員一起排練，朝着同一目標邁進，責任感油然而生，務求攜手做好一件事。」

他認為音樂事務處造就了環境，讓人喜歡音樂。第一次參加合唱團訓練，是11歲的時候。「當時我走進音樂事務處的旺角區音樂中心，感覺就像踏入了另一個世界。這裏的人很專心，為音樂努力，無須顧慮其他事情。」每位合唱團團員心中都只有一項任務，就是盡力做好自己的音樂。他對獲選為最優秀合唱團團員，印象尤其深刻。「指揮公開地說，看見我在合唱團中成長，不僅在音樂方面，待人處事方面也不斷進步。」

起初參加音樂訓練，是基於對音樂的興趣和喜愛。但時間愈久，喜愛變成熱愛，繼而變成主動追求進步。何培基在合唱團認識的一班朋友，成為了他最好的朋友。「合唱不是個人的事，大家必須齊心合力，花盡心思，才會有理想的演出效果。」儘管何培基現時沒有從事音樂工作，他每年仍會與一班舊團員在周年匯演中演出。「每年我們一班舊團員聚首參與演出，機會難得之餘，亦使我們憶起當年如何共同努力。」

何培基在時裝界工作，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現時的團服，原來也是他的設計。「以前的團服，男女團員的煲呔（即領結）都是一樣的，在男團員心目中，煲呔的蝴蝶結總有點女性化，於是我主動建議由我來設計男團服的煲呔。這個提議在當時算是很大膽，結果我的設計獲得採用，沿用至今。我覺得視覺上，這比較好看。」

音樂為何培基帶來不少體會。「儘管我今天並無從事音樂工作，音樂仍然融入我的事業。我覺得選擇音樂這條路，相當值得。」更重要的是，音樂讓他感動。「我不時會一邊演出一邊流淚，因為音樂實在太動人了！」